《史记》中有关黄帝的记载与民族和谐思想

王立群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曾与阎崇年、易中天被称为《百家讲坛》三大顶梁柱。出版有《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现代<文选>学史》、《<文选>成书研究》等学术专著，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选版本、注释综合研究》、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历代选学文献辑考与研究》的研究。

我一直在讲《史记》，所以我想就《史记》谈一个问题。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史记》中有关黄帝的记载与民族和谐思想，下面主要讲两个问题：

一、黄帝从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到文化符号

《史记》中关于黄帝的记载，集中在首篇《五帝本纪》。司马迁以此作为中国历史之开端，其在此篇末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由此可见，司马迁亲历实地考察，知黄帝、尧、舜所处之地，风俗教化与他处有别，又考以《春秋》、《国语》等，与《帝系姓》、《五帝德》符合，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互证。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黄帝在神农氏没落之后兴起，初时定都有熊，见于《今本竹书纪年》。之后，势力逐渐壮大，在阪泉战胜炎帝，又在涿鹿擒杀蚩尤，黄帝活动的区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此地即今天的中原地区。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可见黄帝之时已从采集渔猎、漂泊流徙的原始生活，跨入铜石并用的农业经济时代。

于右任先生《黄帝功德纪》一书介绍，黄帝一生的发明创造包括衣、食、住、行、农、工、矿、商、货币、文字、图画、弓箭、音乐、医药、婚姻、丧葬、历数、阴阳五行、伞、镜等，共20个方面。文献记载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以考古资料证之，除黄帝筑城、仓颉造字、夷作鼓等出现于黄帝时代，被称为其时制作，大体可信外，综合有关黄帝记载的各种文献，我们发现，黄帝经过了从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到历史中的传说人物，又到符号化象征的一个过程。

张光远《从考古展现黄帝时代的中国文明》一文利用各种出土文物论证：黄帝其人的真实性，已见于2300多年前战国中期的铜器铸铭及典籍载述，比起后来两汉时期的传录应较可信。总括来说，黄帝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黄帝确有其人，但在口传的历史进程中，黄帝被更多地赋予了一种神性，如能够驱赶动物作战，上天派龙下来接其上天等等，这种神性又通过古代诸多制作的发明权进一步强化和印证。至此，黄帝已由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转变成为历史中的传说人物，也就是经历了从人到神的演化。

据《国语·鲁语》、《礼记·祭法篇》载黄帝的八世孙虞舜和夏禹，先后治国，每隔五年都要隆重褅祭黄帝。秦末农民起义，刘邦被拥立为沛公时，也曾“祠黄帝”。以后历代王朝，举行黄帝祭典不绝如缕。《史记·封禅书》记载：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汉平帝时，王莽摄政，曾祭五帝于四郊，后篡汉称帝，自谓黄帝之后代，于长安城南起九庙，首为“黄帝初祖庙”。汉代光武帝、明帝、章帝、北魏明帝、唐高祖、太宗、玄宗、代宗、宋太祖、金章宗、元世祖、成宗都举行过祭黄大典，明太祖永乐、宣德、景泰、天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年间均派遣专官致祭。清世祖、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多次祭祀黄帝。

在历史的行进中，逐渐隐去了黄帝的具体事迹，又不断消解了蒙在黄帝身上的神性。至此，黄帝已经完全成为一种象征，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文明的形式代表，一个文化偶像。

二、基于血缘认同之上的民族和谐

历代对黄帝进行大规模的祭典，除了其为文明时代文化偶像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黄帝不仅仅是“人文初祖”，而且还是我们的共同祖先。《史记》记载的中原四周的民族，其祖先同样是出于黄帝，为黄帝之后裔。“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夏的祖先“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东越王勾践之后，“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摇者，其先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而“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赵氏出自赢姓，赢姓是大舜赐给伯翳的，而伯翳又是帝颛顼之裔孙，显然也是黄帝的“苗裔”。《朝鲜列传》首句“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而燕是周的同姓，姓“姬氏”。周的祖先后稷是帝喾的后代，而“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在西南夷中，“滇王庄蹻者，故楚庄王之苗裔也”，“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也考证传说中黄帝后裔二系，并联系三星堆出土的玉璋、陶等物质文化因素，认为蜀国君主与中原有更多的联系，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不是偶然的。

总之，司马迁把周边的各少数民族都纳入到黄帝子孙的范围：匈奴是夏桀之后；越王勾践是禹之后；楚是颛顼之后，其苗裔为滇王；句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等。

太史公通过对各民族自身延续中追根溯源的方式，创制了一个中华民族的完整谱系，即认为中华各民族尽管情况各异，但从血缘关系上说是一脉相传，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从黄帝这里发源，绵延不绝。中原与四周民族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黄帝身上，这种认识是否科学合理，我们很难考察，但这种同根而生的完整谱系，对各民族的和谐相处有重要的意义。这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观念。韩兆琦先生把这种进步的民族观概括为两点，其一是关于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都是兄弟的思想，其二是同情弱小，反对压迫、扩张、掠夺的思想。下面以《匈奴列传》为例，考察一下司马迁在《史记》中寄寓的民族和谐思想。

民族是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的共同体。“唐虞以上有山戎、险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些具有共同地域和生活习惯的人群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匈奴族。

首先，司马迁对匈奴迥异于汉人的生活、风俗给以真实的记载，并表现出充分的尊重，这是民族和谐的基础。如“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匈奴列传》开篇对其风俗习惯的这段叙写，丝毫没有对其鄙薄之意，这除了史家的实录之外，也体现出司马迁对匈奴文化的尊重。

风俗是文化含义中应有之意，文化也是一个民族别于他族的重要标志，因此，了解一个民族，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必须尊重这个民族的文化。各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都应该相互尊重各自的文化，并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只有充分保护各民族的文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平等，才有可能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承认、了解、尊重、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民族平等和保障民族和谐的基础。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周边各民族的立传就体现了这种尊重。

其次，《匈奴列传》对汉匈的和亲做了详细的记载。从汉高祖九年(前198年)使刘敬往匈奴结和亲之约开始，到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谋为止，记于《汉书·帝纪》及《匈奴传》的“和亲”至少有五次。第一次在高祖时，第二次在惠帝时，第三次在文帝时，第四次在景帝时，第五次在汉元帝时。伴随着公主下嫁，汉朝每年都要奉送一定数量的絮、缯、酒、米、食物。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又把絮、缯、酒、米、食物改为秫蘖、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不仅种类增加了，而且增加的都是如金帛、丝絮等贵重物品。这些财物在后元六年(前158年)因匈奴大举入侵曾一度中止输送，至景帝元年(前156年)派御使大夫青翟至代郡与匈奴谈判，恢复和亲，复继续年年付给，匈奴亦回赠一定数量的特产，直至武帝元光二年汉匈战争发生才告终止。

和亲政策的实施，使双方保持友好，有利于双方物质文化交流。和亲政策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性的民族婚姻，也不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在其背后其实暗含着这样一种思想：随着黄帝以来各种族的不断繁衍发展，血缘关系渐趋疏远，不同民族的通婚使这种血缘关系再次或反复得到确认，种族的血缘关系引发血缘认同，血缘的认同对汉匈的民族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匈奴列传》中马邑之谋后，司马迁用简略的语言记载了中原与匈奴的战争过程，对战争中触目惊心的事实与数据不厌其烦地记录。在这充满血腥味的数据里，司马迁所要表述的态度与观点究竟是什么?这必须结合此篇后的论赞部分方能领会太史公的言外之意。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已；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此为典型的春秋笔法。前贤已多有认识：“太史公甚不满武帝穷兵匈奴事，特不敢深论，而托言择将相，其旨微矣”，“传内每言击胡，胡辄入边杀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汉使，相当。至匈奴远遁，破耗矣，然犹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浞野，李陵、贰师之败没，见武帝虽事穷黩，而未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实寓讥云”。由此看来，司马迁对武帝朝的战争与以前和亲时的情形有意识地进行了比较，暗含了对汉武帝政策的批判，从中也就可以发现司马迁那种强调民族间的平等相处、不同文化的相对独立、共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情怀。

第三，经济交流。在汉匈和亲的同时，汉朝还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交易。通过关市，匈奴从汉族地区换得了不少物品和金属器具，特别是铜。《匈奴列传》载：“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武帝即位后，“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开放关市，对于汉、匈两族人民的联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有积极意义。

第四，文化上的交互影响。除对异域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通过和亲加强民族联系的纽带，开放互市密切双方经济交流外，汉匈之间的多种交流也表现在文化上的交互影响上。关于这一点，已多有论述，如《汉文化对匈奴社会影响初探》一文论证匈奴自与汉地发生联系后，就受到汉文化的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强烈地表现在各个层面上。具体从语言、文字、思想、典章制度、生产技术以及社会风尚等六个层面，较详细地介绍了汉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影响，指出汉、匈两族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汉族文化同样受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并使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兹不赘述。

我们认为，民族和谐的基础应该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基于一种血缘认同基础之上的关系。汉、匈民族均为黄帝的后裔，当血缘渐疏之时，婚姻纽带又成为血缘关系再次确认的措施；

第二，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之上的关系。这种认同一方面双方具备共同的文化渊源，另一方面，文明滞后的民族自觉接受先进民族的文化，这也是一种认同，汉匈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就表现了这种认同；

第三，建立在文化认同之上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主要表现为自觉或被迫依附于另一民族的政治体制，匈奴对汉族的不断称臣实际上也是民族和谐的一种表现，它是汉代以来大一统思想的具体体现和实施。

在《匈奴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历史的回溯表明汉族和匈奴“本是同根生”，消解了传承悠久的“华夷之辨”，强调民族间的平等相处、不同文化与风俗的相对完整与独立。在一定程度上，这超越了春秋以来“尊王攘夷”、“内中国而外夷狄”妄自尊大的狭隘封闭观念，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这种民族平等的思想同样也反映在汉代官吏队伍中，不少胡人就在汉廷官至三公九卿，如公孙弘、公孙贺、金日磾等。

司马迁通过《五帝本纪》、《三代世表》建构了中华民族的完整谱系，证明黄帝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在历史长河中，黄帝也由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到历史中的传说人物，最终定型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文明时代的象征样式，一种先进文化的偶像。黄帝文化遂成为团结与凝聚各个民族、海内外华人、不同党派的各界人士的核心与灵魂。

司马迁《史记》中首创为民族立传，就是出于各民族同根的思想。建立于同一血缘基础之上的不同民族，尽管在后代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具备不同的文化，仍然能够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这基于黄帝文化的核心精神，即文明首创精神与民族统一精神。尽管汉代与匈奴的关系一直处于战与和的交替中，但民族融合与文化互渗不可避免。据史料记载，汉匈之间即使在交战高潮期间，边境的贸易仍在进行。

黄帝的文明制作，司马迁概括为12个字，“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这是黄帝的首创。中华民族当继承发扬黄帝时代的首创精神，作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内在动力。

黄帝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第一位有强大凝聚力的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化为中华民族统一的象征。考察中华文明漫长岁月，不管朝代如何更替，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总是受到祭祀。不管各学术派别之间有什么争辩，黄帝总是受到崇敬，这是中国人的共同点。

中国人称为黄帝子孙，已经基本不是一个血统观念，而是一个文化归属的观念，是中华各族人民互相认同的体现。抗战期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祭黄帝就是一个显例。今天的祖国统一应当先从这种文化归属感为切入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当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题中之意，这对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振奋民族精神，激励改革创新，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