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改革的起点与趋势

迟福林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被邀请到这里做关于改革开放的专题讲座，我感到很高兴。

昨天到这里的时候我还一直想，我们的改革和黄帝文化有哪些内在的联系呢?在我下午进到宾馆房间的时候我首先看到我们新郑的一位学者刘文学老先生写的一篇《论黄帝文化与当代社会的价值》，我很受启发。由此我想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变革创新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将成为五千年变革、创新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短短的时期。 

大家知道，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由此，30年我国实现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我们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转变，我们由封闭半封闭的一个国家转变到多层次、全方位的一个开放的大国。这两个重大的根本性的转变，开启了中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增长的体制源泉，使我们国家的发展模式、发展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的变化。

当前，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发展正处在一个相当关键的时期，了解新阶段改革的历史新起点，把握新阶段改革开放的基本走势，对于我们更好地弘扬黄帝文化，推进改革开放在新阶段的突破是很有意义的。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或者总结这30年的改革开放，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各种各样的数字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证实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我把它概括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用我的语言来概括，就是由生存型社会开始转变到发展型社会。在一般的国际研究中，尤其在现在的研究中，把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发展阶段，称之为生存型社会阶段；把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称之为发展型社会阶段。我们从下面五个指标里可以看到30年的改革开放，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开始或者初步完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从经济发展水平上来说，1978年在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我们全国的人均GDP水平是多少呢?我们不好用美金去计算。1978年我们人均GDP水平只有不到400元人民币，是381元。2002年，我国的人均GDP水平第一次超过1000美元，达到了1100美元，到了2007年年底，我们国家的人均GDP的水平已经达到2456美元。那么按照国际的标准，大概超过1000美元以后，按中国的话说开始进入小康社会，我们去年已经达到了将近2500美元。

第二，从消费结构来看，经济学常用的是恩格尔系数，也就是说大家日常吃、住的开支在整个生活中的比重占有多大。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为生存型社会的一种标志；恩格尔系数低于50％，开始进入小康社会；低于40％，开始步入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消费水平。我们国家去年年底，城市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35％左右，农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5％左右。

第三，从产业结构来看，有两个标准：一是第一产业的产值占产业结构的比重低于10％，亚洲国家低于15％；二是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超过40％，作为衡量生存型与发展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到去年年底，我国第一产业的比重，就是第一产业的产值占产业结构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1．7％。

第四，从就业人口、就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也就是从事农业人口低于55％，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那么到去年年底，我们国家用于农业的劳动力已经下降到了45％左右。 第五个，从城镇化率来看，工业化初期，或者工业化初期完成以后，一般城镇率大概在40％～50％，去年年底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5％。

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说一下这些数字，我们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为什么在30年间，站在我们新郑，站在我们黄帝像前，它虽然是一个很短暂的历史，但是它实现了一般的国家和地区将用50年甚至100年经历的一个过程。这表明什么呢? 

第一，中国选择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是正确的。没有30年的市场化改革，没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没有这种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前不久接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撰写《2007～2008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有三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经济发展水平，一个是健康水平，一个是受教育程度。这简称为人类发展指标HBR。那么三项指标我们从100多位上升到2006年的80位左右，就是人类发展指数提升了，其中高达60％左右是市场化改革所带动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 

第二，我们在这样一个改革、发展、开放的背景下，抓住了改革开放的第三次重要机遇，既弥补了自身发展的不足，也为我们这场改革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我们在简单了解30年改革开放已经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变化的同时，我们会面对现实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阶段中国由生存型社会开始进入到发展型社会，我们的社会矛盾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过去一再讲，现在仍然在讲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样一个矛盾，那么这样一个矛盾在发展的新阶段，有哪些阶段性的反映?在我们进入到发展型的新阶段，我想着重讲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突出的矛盾。

一个就是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同环境资源约束和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表现在：首先是环境约束。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环境已经不仅仅是发展的条件、发展的环境，环境已经成为新阶段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大家可以看到，中共十七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列入全面小康社会的五大指标之一。

现在环境的问题相当地突出，我们在这里拿起水杯喝水可能很放心。我去年在江苏、浙江调研期间，正好发生无锡水污染事件，我到那里的半个月几乎从官员到企业家每一个人都告诉我，他们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字——“水”。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但是我们的水，或者说是废水的排放量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污水排放国。我们的资源约束，我们的CPI的压力很大，也就是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压力，这有国内的因素，更有国际的因素。到目前为止，我们45％左右的石油要靠进口，40％左右的矿产要靠进口。 

2005年山东省一个省的水泥总产量就超过了美国全国的水泥总产量。资源约束矛盾越来越突出，我们面临着三类发展不平衡。首先是农村和城市的不平衡。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农村和城市的平均收入的差距是两倍左右，改革开放开始几年以后，也就是到1986年，我们城乡差距一下子缩小到两倍之内，是1．86倍。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这个比例在逐年上升，2006年我们城乡的平均差距是3．3倍。如果把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因素计算在内，城市和农村的实际收入差距高达5～6倍，也就是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第二个不平衡就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第三个不平衡是贫富差距在逐步扩大。

改革开放30年来，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都在大幅度地增长，尤其是2000年以后，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30％以上，但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年均增长还不到10％，只有9％左右。最近这些年来，城市中的中高收入家庭年均资产增幅高达15％～16％，中低收入者的家庭实际收入增幅只有5％，这就是贫富差距有所扩大，或者是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是第一个矛盾。

第二个矛盾就是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看一看，你们过去用于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旅游方面的支出，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以前应当是很小的，进入到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以来，平均城市中的每个家庭用于基本公共产品的支出，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三倍以上。

最近两年，我每年到中国西部做一次调研，我们国家2200万贫困人口，70％以上在中国西部，那么西部新增贫困人口70％到80％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随着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们在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增幅很快，要求提供基本公共产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烈得多、迫切得多、现实得多。

第三个突出矛盾就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这里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开始步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最大的标志是政府、市场、公民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大家知道，市场的主体是企业，主要角色是企业家；政府的主体是政府组织，主要角色是政府官员；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各类的社会组织，主要角色是公民自身。如何形成市场、政府、社会这样一个联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三大基本因素。所以，现代的公共治理更多地强调公民在社会发展公共治理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这种基本权利的要求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趋势。可是大家看一看，在我们最近发生的雪灾当中，为什么有一些地方一瓶矿泉水可以卖到50元钱，一包方便面可以卖到100元钱?应当说，雪灾当中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有所发挥的，但从实际需求来说，同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来说，我把它概括为“两小”，生命力甚小，作用甚小。所以刚刚看到的企业家对黄帝故里建设进行捐赠，这是企业社会责任一个自觉地体现。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到各类的社会公益活动当中，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 

公共治理另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我们总理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强调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尤其在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下，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如何找到一个限制公权、有效利用公权之路，是我们今天公共治理面对的相当突出、相当严峻的一个问题。国务院这次行政体制改革——大部制，把行政范围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作为重要的目标提出来，当然我们在解决这件事情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务相当地艰巨。我们社会阶段发生变化，这三个方面的矛盾非常突出，我们怎么样看待这样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我和大家来讨论这件事情。从现实的情况看，从解决这样日益突出的三个大的矛盾来看，我们的改革发展面临着三项基本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