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意义——作为考古、历史与神话的黄帝
王立群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时代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开端，这已经得到了田野考古与文献资料的双重论证。同时，作为人类文明开端的始祖黄帝，因其身份与地位的特殊性，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黄帝的身上被负载了超越其时代本身的太多内容。作为考古学、历史文献记载与历史进程中的黄帝到底有哪些不同?在不同时代的黄帝身上被赋予了哪些意义?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祭祀黄帝、弘扬黄帝文化应该凸显哪些意义?
作为考古视野中的黄帝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著《史记》时，面对“百家言黄帝”的文献记录，已有无所适从之感。在上世纪初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对上古历史的怀疑与否定后，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终极追寻的努力在考古学家的视野中终于得到了实证。
考古学家李学勤、严文明、许顺湛诸先生都给黄帝时代进行了考古学上的断代。从现在考古发掘的上古历史遗迹推测，黄帝约处于仰韶文化的晚期。在黄帝时代，社会刚刚开始分化，大部分地区还处在氏族、部落之下，一个集团的人口不可能太多，活动的范围也不可能太大。即使像黄帝这样已经建立了雏形政权的部落，并且拥有勇敢善战的军队，其活动范围也绝对没有后来历史记载以及我们想象的大。但是，在这里我无意详细进行黄帝的考古学陈述，我所关心的是，处于仰韶文化后期，虽然当时具备比较先进的文明，但今日看来依然只是人类文明发蒙时期的黄帝。在后来的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异，在考古学家证实的真实的黄帝身上被历史学家、政治家、一般知识阶层以及民间话语中附加了哪些意义？对黄帝不断附加意义的做法的背后隐藏了怎样的意图？我认为，对黄帝文化的界定，不应该仅仅限制为黄帝时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亦应该关注黄帝的形象、身份演化史、意义附加史以及背后的思想史。
作为历史学家记载的黄帝
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上至轩辕，下至于兹”的《史记》，将人类的历史终极追溯到黄帝，毅然以黄帝为断限，以黄帝为首，创立五帝的谱系，是“吾国史事第一次有系统之整理”(顾颉刚语)。
在《史记》中，司马迁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比黄帝更早的伏羲氏、神农氏，但他将《五帝本纪》冠首并以黄帝为先，原因之一是受战国以来诸子之学将黄帝推举为圣王的影响，“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淮南子》)。 其实何止世俗之人，百家之学亦多把黄帝时代视为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因此庄子才感叹“世之所高，莫若黄帝” (《盗跖篇》)。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上古的文献资料，其实大多已经远离了上古的文化人的想象与追忆，而不是上古人自己的实录与记述。对往事的回忆往往能给人带来一种隔帘望月式的憧憬与幻想，尤其是当对现实不那么满意的时候，对古代的追忆就变成了针砭现实的总是反射出温馨历史背影的一面镜子。在三代之末的文化人眼中，黄帝时代是万国归附，顺天地阴阳四时之际，布播百谷草木，淳化延及至鸟兽虫蛾，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单纯朴素的美好世界。但是，这不是世界的真实图景，而是三代之末追忆中的幻想世界。在天下共主的权力瓦解与诸侯之间的武力争霸纷扰时，他们希望有一个一统天下的共同领袖；对于伦理道德的崩溃与社会秩序的混乱，他们希望有一个礼制的国家与规范；对于纷争时代的人心诡谲与欲望膨胀，他们希望回到简单而朴素的古代。于是，在他们的追想中，黄帝时代就变成了一个朴素单纯、秩序井然的世界。时人必托名黄帝而后能入说，从《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托名黄帝的典籍即可证明，如《黄帝内经》等就有二十余种，另外还有不少托名黄帝大臣的典籍，这些都足以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不断攀升，黄帝成无所不为、无所不能的圣王。这种对黄帝及其时代的无限向往走到极端很容易使黄帝异化为神，“黄帝三百年”、“黄帝有四面”就是这种思想的折射。但当孔门弟子子贡问孔子何以有四面的时候，不言怪力乱神的孔子解释为黄帝选派四个有才能的人去治理四方(“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当宰予对黄帝能活三百年产生是人是妖的疑问时，孔子解释说黄帝在世时候的发明创造，使人们受益一百年，黄帝死了以后，人们对他创立的制度仍然遵守，敬畏其神一百年，然后又享用他的教化一百年(“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孔子又把黄帝从神坛上拉下，使其从神的位置重新恢复到部落氏族领袖的地位，他派人治理四方，创造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绵延后世三百年。司马迁以黄帝为首的世系谱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战国以来的学术影响。
第二个原因是汉代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汉初的几代统治者极力推崇黄老之学。当然，黄老之学并非就是黄帝创立的学派，而是从战国前期逐渐形成的依托黄帝之名以自高的一个社会学术流派。与其他学派如儒家等不同，黄老学派以天道作为思想的依据，一切世间事都应该以天道即宇宙自然为依据，它涉及到相当广泛的知识范围：天象、历算、星占、望气、地理、兵法、医方、养气、神仙等等(黄老学派知识范围的宽泛其实已经为黄帝身份的不断变更预备了基础)，并以天道自然为依据，建立了处世与治世之道，黄帝在这时被尊为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神圣，并与老子无为的思想链接，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非常崇信黄老之学，其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对诸子百家都进行了正反两面的辩证评判，唯独对道家是全盘肯定，司马迁肯定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
以上是司马迁之前的学术思想的大势，那么司马迁是如何勾勒黄帝的历史画卷呢?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尽量以客观的态度，遵奉准确与真实的原则，对已经逝去的事件进行清晰与条理的阐述，因为事件是不可恢复的。所以，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从知识层面的确定性而不是从感觉来勾勒历史画卷。黄帝时代于太史公而言，已是“尚矣”，上古久远之事，而面对文献的“百家言黄帝”，太史公采取了什么样的标准来取舍资料进行历史叙述?一是取材《尚书》、《大戴礼记》、《春秋》、《国语》等雅训的经典记载，并对这些记载相互印证，所见不虚者进行编次；二是以“不离古文者”为材料选择标准，这暗含了太史公的历史观，古文记述离黄帝时代相对较早，发生变异的机会与可能性相对较小；三是进行实地考察，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寻访长老。通过这三方面的努力，司马迁剔除了资料中荒诞不经的部分，最终撰著了五帝的谱系。在《五帝本纪》的基础之上，司马迁在《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传记中，进而把周边各民族的祖先追溯到黄帝，从而在血缘上创制了各民族同祖同根的历史谱系。
历史学家的叙述就是在已知事件结果的情况下，把纷繁复杂的事件简洁化、明晰化。经过司马迁的历史叙述，剔除了关于黄帝荒诞不经的材料，把黄帝塑造成为一个中华始祖的历史人物。他天生聪颖，有过人之资质；具备高尚的德行品质(“未尝宁居”)；治理有方(“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叙述，在追溯的过程中必须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赋予相应的意义。司马迁对五帝的历史叙述，不仅仅是明确了五帝的历史谱系，而且赋予五帝之首的黄帝为人类始祖、人类文明开端的意义。这种意义的赋予，对后来不管是当权者还是民间普通百姓，都具备深刻地影响。“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梁启超语)的事实，绝不仅仅是对司马迁叙述的谱系的认同，更在于对以黄帝为中心的民族先祖谱系的认同。
作为神话的黄帝
秦汉时期，神仙之说大盛。汉武帝时，方士辈出，汉武帝借用方士有两个意图，一是封禅，以明汉家受命之正当；二是求仙，希望长生不死、统治连绵。方士因此投机迎合武帝，杜撰黄帝古史，将封禅与成仙合二为一。所以关于秦汉时期的黄帝祭祀多载于《史记·封禅书》中。经方士们的操弄，这时的黄帝已成为修仙、封禅、骑龙而去的伸仙了。这样一来，黄帝则由神化为人，为十二姓之共祖，为中国历史开端之领袖，而至汉武帝时期，又由人复归于神。
西汉外戚王莽为了篡汉当皇帝，改变了以前的古史系统，将自身世系和黄帝连接起来，自谓黄帝之后裔，为自己的篡权建立合法性。他在诏书中说：“托于皇祖黄帝的后代，虞帝的苗裔和太皇太后的亲属，现在皇王上帝付给我天下兆民，我敬畏天命，哪敢不受?”(“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 ”) 经魏晋时期的伪《尚书传序》等文献的长期流播，三皇五帝在唐代祭祀前代帝王的祀典中开始有了正式的位分。天宝六载(747年)正月中央开始设立专门的三皇庙和五帝庙（《唐会要》）。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对黄帝的祭祀开始被纳入唐代国家常规祀典。到宋代开宝五年(972年)，赵匡胤降旨，凡前代帝王有功德昭著泽及人民者，都应崇奉，不得荒废，规定中央政府对轩辕黄帝庙的祭祀应当每三年一次。明太祖派遣官员赴黄帝陵进行祭祀，歌颂黄帝“开物成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丰功伟绩。清朝顺治宣统年间，朝廷祭祀黄帝26次并有大量祭文流传下来。
考察封建时代历朝统治者对黄帝的祭祀发现，王莽以降，黄帝已转化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根源，成为统治者极力攀附、垄断的“符号资源”。通过确认五帝之首的黄帝为始祖的方式，确立正统，为自己的政权合法寻找不可质疑的话语资源，黄帝成为了现实政权权威的象征。这种权威通过祭祀的仪式来加以强化。其实，仪式本身就是一套象征。象征本来是一种符号、一种暗示、一种隐喻，并不是事实本身。可是，在古代，象征却是极为重要的，在人们的思想中，象征有时候能够取代事实，成为意义之所在。象征一旦被人们接受和习惯，那么就起到一种整理现实秩序，使世界从无序走到有序的作用，而历代的祭祀黄帝就是通过一套仪式来完成的。这种复杂有序的系统的确能够起到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封建时代祭祀黄帝的背后，黄帝身上被赋予了权威性，具有合法的政治意义，从人类开端的领袖黄帝到当权者自身，形成一脉相承的正统，这无形之中进一步神话了黄帝。历代君主透过一连串的祭祀仪式，得以祖祧黄帝，与之建立一套虚拟的“政治血缘”，从而将黄帝夺占为皇室专属的世系祖源；而臣民百姓由于屈从于皇朝的政治支配，当然也就在此机制之下，将其看作“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自然”现象。
与历朝统治阶级通过告祭黄帝，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希望政权持续延绵不同，在民间，黄帝的形象则是一套与官方意识形态迥异的话语系统。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黄帝在祭拜仪式中成为信仰的一面旗帜。先秦时期的黄帝信仰在东汉以后像百川归大海一样汇入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在《道藏》中，冠以黄帝之名的文献亦不胜枚举，如《黄帝八十一难经》、《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略》、《黄帝阴符经》、《黄帝龙首经》、《轩辕黄帝水经药法》、《黄帝宅经》等。这些著作，或者叙说黄帝神迹，或者阐述修炼秘法，或者暗示升仙途径。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无论哪一部经典，只要冠以黄帝之名或记述黄帝故事，都反映了道教祖先崇拜、修道成仙的愿望，黄帝虽然是祖先，在这里却是以神仙的形象出现的。元代以来的民间，因战国时期托名黄帝所著的《黄帝内经》之故，黄帝又成为医药之祖，与伏羲、神农并为“三皇”，黄帝成了神仙、医祖的形象，成为民间信仰、崇拜、祭祀的对象，黄帝被赋予了能保佑人类身体健康长寿功能的意义。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彻底地与传统决绝的态度和精神，将黄帝庙等作为传统或封建残余的象征纷纷摧毁，传统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也随之轰然倒塌。黄帝则成了封建迷信旧势力的典型代表与领袖。近代，伴随着中华民族不断遭受外侮与侵略，国共两党曾联合公祭黄帝，以此团结各民族共同保家卫国，这其中也包含了很多的政治意味与时代使命。
历史的任何一个侧面都有以神化的形式在现实中继续存在的潜在可能，特别是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由于具有广泛且重要的历史意义，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时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民族经济日渐繁盛。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反思与总结百年历史发展的进程，传统祭祀由于它富有民族特色的心理积淀和陶冶国人的优良伦理道德和高尚情操的功能，在社会中再一次复兴和流行，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传统祭祀蕴含着深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以及爱国、爱乡、倡导忠孝、追慕先德、发扬祖业、共勉向善、团结族群、消除内耗、增进亲情等多种优良功能和作用及道德因素，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下面从祭祀的本质(感恩)、祭文的内容(歌颂祖先，上告祖先自己的功绩)方面阐述今天我们祭祀黄帝、弘扬黄帝文化与当下中国人的意义。
祭祀是一种仪式，一种象征，其本质在于感恩。今天，祭祀黄帝，就要提倡感恩。人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因为活着，所以我们应该感恩，要在感恩中活着，感恩于赋予我们生命的父母，感恩于给予我们知识的老师，感恩于帮助、关心和爱护我们的那些人，感恩于社会，感恩于我们的祖国，感恩于大自然……怀着感恩的心，一代伟人邓小平在古稀之年仍然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怀着感恩的心，诗人艾青写到：“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一个人，只有懂得敬畏和感恩才不会在人生征途上迷失方向，感恩不是忍耐，是一种宽容，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感恩事无大小，无处不在。学会感恩，为自己已有的而感恩，感谢生活给你的赠予。这样才会有一个积极的人生观和健康的心态。在人类渐趋物化的今天，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在传统优秀文化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时候，通过祭黄，重提感恩，提倡孝文化，感恩父母，感恩社会，感恩祖国，感恩自然，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也是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我们祭祀黄帝，弘扬黄帝文化，颂扬始祖黄帝的丰功伟绩，这首先是基于血缘的认同，通过祭祀，强化血缘的延续，民族的血脉与文化的血脉合二为一，这是我们认同的基础。祭祀文化保留着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是炎黄子孙情感认同、沟通的契合点，具有维系家庭、宗族乃至整个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共享和谐社会的历史见证。充分发挥中华传统祭祀文化的积极作用，对促进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的感情联系，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利用拜祖大典，促进民族的团结，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有积极的作用。
祭祀黄帝，弘扬黄帝文化，除却我们对祖先的敬仰之外，还需要把我们的业绩上告祖先，这就要求我们在当下的工作学习生活建设中，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发扬黄帝的开创精神，开拓创新；继承黄帝的凝聚精神，团结协作。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弘扬黄帝文化，就是需要与时俱进，就是需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好当前的工作，以不愧先灵。
今天我们祭祀黄帝，弘扬黄帝文化，要实现一个转向。封建时代的祭祀黄帝，主要在于证明与显示皇权的正统、天命所归，强调的是其政治功能。在今天，当权力背后的隐秘元素消失之后，我们应该弱化其政治功能，逐渐向其精神功能方向回归。祭祀黄帝，就是以今天的繁荣昌盛告慰先灵，并由此获得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广度与深度。同时，通过弘扬黄帝文化，重归传统，在现代社会精神无从安放的焦虑中寻觅精神的家园。
在前现代的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上，都有一种超越的神圣价值。这种神圣价值内在超越的形态，通过自我的心性与超越的天道的内在沟通，以天命、天理、良知等形态出现并提供了世俗世界的核心价值、终极感怀和生活的意义。然而，当历史步入近代，伴随着现代化的出现，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溃。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华文化全盘否定的激进方式，对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埋下深层隐患。“文化大革命”以后，视为封建残余的传统、支撑了数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轰然倒塌。没有新的信仰能够填补或完全填补这个巨大的空白，精神与信仰出现了危机。世界进入了一个韦伯所说的祛除神魅的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开始世俗化。社会日常生活领域，虽然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但由于它们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而只是个人欲望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因此，它们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宗教和道德。后者之所以在世俗社会仍然有一席之地，乃是因为人们除了欲望和利益之外，还有对希望的渴求、对不可知命运的恐惧和建立情感共同体的需求。于是，很有趣的现象在当下中国出现了：当神圣性从前门被驱逐出去之后，又从后门溜回来了。在当代中国社会，传统的民间信仰重新复苏，甚至邪教借机猖獗，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现代生活吗?这就是现代化不得不付的代价吗?发展与和谐、多元与整合、世俗与精神诸般因素之间，该如何协调?我们是否需要回归传统，在丰富的历史底蕴中寻找诊治现实弊病的资源?拜祖大典，不仅仅是提供了这样一种仪式，一种象征，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重新反思以往的历史并从中寻找超越性与神圣性的人类心灵栖息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