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批判到文化反思到文化寻根
尹鸿
各位师长、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做这次时间不是很长的一个讲座，其实我拿ipad不是我想赶时髦，而是原来我准备的是一个PPT，忽然发现后面是黄帝，就不放了。后来我只好自己拿着它上来了。
我昨天晚上从北京来到新郑，虽然北京现在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但是昨天在新郑的路途中还是诚惶诚恐，想起一首诗叫做“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因为我们都讲是炎黄子孙，我是第一次到黄帝的故里来看看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其实有点诚惶诚恐。刚才在微博上我还说“我诚惶诚恐的来到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城市和一个有着8000年到5000年文化历史的一个地域，感觉到这个文化对自己的浸染，而这是来寻根”。
我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讲从文化的批判到文化反思到文化寻根，因为我是搞文化传播的一个学者，我想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在整个文化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基本主题。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讲中国文明，新郑这个地方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明走向成熟的一个区域。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是唯一一个保存了几千年文明不断的国家，而这个文化在长期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受世界羡慕的。
我去年下半年去土耳其，然后发现这个国家它的文化非常的丰富多彩，但同时他在文化的断裂非常的强烈，可以说在历史上一会儿是亚洲人占领了他，一会儿是欧洲人占领了他，一会儿侵略者来自北方，一会儿侵略者来自南方，所以今天留下了这样一个国家和他在城市里面各种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在历史上经历过不断的历史文化断裂。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文化保持了这样连续性的社会是极其罕见，这样的文化是极其罕见。我们的历史大家也都知道，我个人得到的一个判断，实际上中国长期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根文化上成立的基本上以家族文化为核心，于是成立了一个以血缘作为伦理性的家国一体的伦理文化。这种文化让中国从国家文明到社会的稳定到社会的秩序保持着巨大的优势。
所以直到今天，西方人看待中国都知道家庭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大家知道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讲，孩子长大了一定要离开家庭。比如在我们这儿读书的一个外国留学生，他30岁之前已经流浪过5个以上的城市，而我们中国人大多数是在自己的家乡长大的，长大了以后求学，其实就换一个城市，大多求完学不愿意离开或者是求学的城市或者是自己的家乡，对于西方人来讲家乡观念没有这么重，在他的成长当中形成了自己的陌生人文化，但是在中国可能我们长期的这种家国文化形成的非流动性、稳定性和我们的那种亲近性，我们对血缘的那种尊重。
应该说在农耕时代，我们既代表了先进文化，也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具有巨大的同化性。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也经历过一些少数民族对汉族地区的统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这些统治都没有改变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那么文化所表现出巨大的先进性，他能够同化许许多多当时看来是异族的入侵，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少数民族。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一直表现出的优越性什么时候面临的危机？大家知道从清代以后，我们的中国文化…
我正好说到炮声，它就来了。大家正好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同样是外敌的入侵，但是这一次入侵对中国带来最大的变化，其实大家知道，我们突然失去了文化的优越感，在这之前少数民族进入中国的领土，但是我们文化的优越性是无可替代的，但是1840年之后大家都知道，中国华夏文化所面临的冲击不仅来自于技术、来自于军事，更重要的来自于文化。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突然发现，我们有一个不可战胜的敌人，就是经过西方启蒙文化以后，经过西方工业文明之后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了洋务运动，有了戊戌变法，我们试图在一个以中国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下，说把西方人的技术、枪炮都拿来，我们是不是从此就能够战胜西方？我们仍然是文化上的强国、文化上的大国？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我们有一支在亚洲号称“亚洲数一数二的一支舰队”，几乎在日本军舰的侵略之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尽管在电影里面表现出我们的海军是英勇无畏的。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场甲午海战，实际上没有给日军造成任何致命的损失，而我们全军覆没。这个事实大家知道，后来导致了维新变法运动，也直接引起了后来的辛亥革命，这从制度上讲。
文化上最大的改革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今天来看是一批非常强烈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因为我是学现代文学出身的，大家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夕，中国这一批思想家大都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古代文献了如指掌的一群人，但是他们成为了最积极的传统文化的掘墓人。我来自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在校史上有一段引以骄傲的历史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短暂的国学院，聘请了四位国学大师，像梁启超、王国维等等，他们这批代表虽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大师，但是都受到非常好的西方学术训练，所以他们用西方学术思维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大家都熟悉像王国维先生对意境的研究，特别是在《人间词话》里面对大量古诗词的研究用了西方人的比较视野，特别是对中国悲剧的研究，王国维是最早进行中国悲剧的。中国的悲剧其实不悲，本来是一场悲剧，哪怕祝英台他们爱情故事没有成功，但是我们造一个尾巴，变成蝴蝶也要让他们团圆。比如窦娥冤，虽然冤死了，但是让他的爸爸得到皇帝的恩宠，为他申冤。那么岳飞冤死在政治斗争中，最后有一个明君为他立了一块碑，把悲剧划界掉。王国维先生在他对中国戏曲的研究当中，已经开始批判中国文化当中的忠君思想，中国文化当中掩饰现实的某些传统文化的弊端，当然，他们所批判的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我们这个黄帝文化所倡导的文化。是长期的封建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经过了加工、整理，按照符合统治需要的方式传播和塑造的文化。
但是实际上后面我会提到我们黄帝文化当中有许多，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有内在的生命力，但这些生命力被统治阶级长期的为了满足自己的统治需要所改造、所修饰，所以王国维、梁启超先生，大家也都知道梁启超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相信进化论，不像我们农耕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老年人永远是对的，年轻人永远是错的，年轻人永远要向老年人学习，老年人传授经验给年轻人，这是我们农耕文化在文化传承上一个重大的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特点，刚才说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就是中国未来在少年、在青年，不在老年。
那么他们当时是受了进化论很大影响，包括鲁迅先生。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变化批判到什么程度，中国第一批白话文小说是鲁迅先生写的，大家可能只有叫《狂人日记》，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篇白话文小说，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鲁迅写的这个“狂人”，当然就像他自己，说翻开中国历史一查，满篇写的都是仁义道德。可是呢，他翻来翻去，最后从字缝里面看出是两个字，大家都知道是“吃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尖锐的批判，当然后来他在另外的文章当中还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年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年代；另外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年代。他说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么两个年代，这也是非常激烈的反传统。
当然他还有，比如和青年人，在座很多学生，他写了一个给青年人的必读书，说“我建议今天的青年人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最后还加了一句“最好是一本书都不读”。这些所有的激烈的反传统就在于他们深刻的意识到，被封建统治阶级改造过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发展、禁锢带来的巨大的危害性。其实鲁迅当时并不是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多的精华和优秀的成份，但是他说我害怕中国古书里面的是毒气，毒染了今天的孩子们，他们分辨不出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在激烈反传统过程中，为了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重新打破家国一体的血缘，血缘合法性的社会稳定，来解放每个个体，变成个体自由、人格独立。
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因此一大批青年人从家庭里面走出去，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革命能够成功，其实不是都是穷人。穷人最后成了前线跑的最快的人，领导大部分都是有家庭、有财产，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都是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人，他们都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变成了一些独立的个体，以革命为自己人生追求目标走上了社会。因此大家读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批小说、诗歌、散文都是个性独立、人性解放，我们要求自由人格。
所以大家读到郭沫若有一篇非常著名的诗“我是一条天狗，我要把日吞了，把月亮吞了”，这首诗只有在那个年代能够出现，我们经过了激烈的反传统，这个反传统因为我们进入了革命文化的阶段，这个反传统最后既没有对这个传统进行侵袭，也没有对反传统进入反思，我们就进入了革命文化的阶段。
革命文化阶段我们就更加激烈的反传统，大家知道我们革命文化基本上对血缘关系是完全斩断的。如果在座的有上年龄的人，可能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大家知道，我们文革期间看到的所有样板戏、所有的电影，不仅没有爱情，而且也没有婚姻，不仅没有婚姻，而且也没有家庭。所有的样板戏和当时的故事里面，你是看不到恋爱关系，看不到夫妻感情，也看不到血缘家庭的，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的电影或者是样板戏里面有时候也有中年人做主人公，可是中年人做主人公很难回避他自己的家庭，通常我们会把他家庭里面的另外一个人打分到另外一个地方，永远看不到他的夫妻生活。
比如《阿庆嫂》一定要让他的丈夫去打单帮，看不见。样板戏里面的女主人公，他的家里丈夫永远不会出现，《红灯记》写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但是祖孙三代里面没有一个是有血缘关系，著名的台词说“你爹不是你的亲爹，你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他们是革命同志组合在一起的，这种对传统文化巨大的反叛。
五四运动后，我们通过对文革的反思进入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叫做寻根文化或者寻根文学，这次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渊源流长，中国人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不能跟这片土地分离开。另一方面，总体上来讲还是一个批判性的。在座的我不知道大家看过当年陈凯歌先生导演的一部电影，也是第五代的宣言之作叫做《黄土地》，黄土地描述主要画面情景就是：天高地厚人渺小。他经常用的镜头要不把天空占到4/5的片头，把人压到下面，一个渺小的人在天的压力下顽强的生存，或者把黄土地升高，把人挤在画面最上角的一个边缘，下面是厚厚的黄土，人在里面非常渺小。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场景，就是一大群光着肩膀的老百姓，在向天求着雨，向自然要着我们生存的机遇。求雨完了以后，有雨了以后所有老百姓都在欢呼中觉得大自然给我们一个生存机遇的时候，所有人用了高速摄影，这时候只有一个小孩是逆人流而动，挥着一张希望的手，逆人群而动，远方有一个代表先进文明的，当时是一个八路军站在远方的山土上。这个画面定格在结束，实际上表现中国文化当中巨大的文化对人的控制力和意志力，和人在这个文化当中的挣扎。
但是这个时候的反思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就多了一份沉重，多了一份对这个文化的认同。因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当然这也是大家都知道，这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走向世界的机遇，中国文化在这个时候，很多的电影开始一方面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对个性、对人性的抑制。比如说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一个女人封闭的四合院，把人封闭在这个空间当中，使他的情感得不到释放，把他强行的配给他一个不爱的人，或者根本没有爱能力的人占有这个女人，所有的故事都在表达对这样一个对专制性文化的反叛，最后结局都是悲剧的，过程是浪漫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张艺谋喜欢红色？大家看到了从《大红灯笼高高挂》、从《红高粱》开始，红色就是情感、欲望的象征。到了《菊豆》，应该说在四合院红色的染布象征着自由、象征着爱情，在《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一片灯笼，张艺谋对红色这个爱一开始是基于文化的批评和反思，那么形成了这样一个文化的批判寻根性，但是这次批判应该说受到了西方文化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这种影响也使得这些作品表现的中国故事得到了西方认同，所以这些电影在国外获得了很多的大奖。但与此同时大家都知道，从此以后我们中国开始走上了经济上的市场经济，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挣钱。但是，慢慢、慢慢地，我们的文化开始既不西也不中，我们的课本就是非常典型的体现。我们现在课本中既没有西方文化的经典，也没有太多中方文化的经典，而我们都是按照我们今天所学的方式在寻找一些能够解释我们今天合法性的一些课本，所以再到以后，我们的中文系学生，基本上对中国古典文学所知甚少，但是他对西方文化知道的也很多吗？也不尽然。
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非纸化的年代，就是我们不需要读书，不需要跟文化有太深刻的联系，我们只需要天天听讲座，像我们这样的学校一样有这么多的人文学者讲座，有这么多人参加，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是大家从根上对文化的情感。
现在大学里面什么讲座最热门？基本上都是CEO的讲座最热门，基本上都是商人的讲座永远都是座无虚席。但是人文学者的讲座，听着变得越来越稀落、越来越稀少。它带来今天一个突然的结果，就是今天我们突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寻根危机，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钱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我们的情感沟通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我们找不到共识。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炎黄子孙一个最大的被世人称赞是说我们是“礼仪之邦”。可是这样一个礼仪之国、礼仪之邦，在今天、在全世界面临最大的礼仪危机和礼仪挑战。
今天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文化当中把拿来做喜剧嘲笑的常常是我们中国人，说这是一个勤俭的国家吗？一定不是。在全世界买奢侈品店，排队排的最长的一定是中国人。你去买一个名牌包，无论是在香港、还是曼哈顿、还是巴黎，你看看中国人争先恐后的去购买，别人买包好不容易买一个也就买一个，中国人不仅排着长队去买包，一买就是买一打。
这还不说，现在到了国外很多人对中国怎么看？凡是在车上、地铁上大声喧哗、大声说话的那个人他一定不会问你是不是日本人？一定会问你是不是中国人。
当然在我们自己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礼仪状况出现了巨大的危机，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食品。我造一个假食品给你吃，你再造另外一个假食品给他吃，然后我们就在这种作假的状况当中生存。包括武和平局长讲到的文物盗窃说实话虽然是外国人购买，但是如果没有汉奸这些东西是卖不出去的，但遗憾的是我们这些人很多。
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社会道德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当然像小悦悦这样的危机不断的出现，中国人面临巨大的道德危机和挑战。因此我觉得今天在黄帝论坛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重新寻找文化之根，要来找到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连接的一个基本的纽带。
